全球市场正进入一个“波动更常态化”的阶段。汇率、利率、商品与权益资产的波动频率与幅度抬升，使得“可交易的趋势段”与“结构性错价”同时增多。媒体与研究机构也多次指出：当宏观不确定性上升、跨资产相关性发生变化时，宏观与系统化策略往往会迎来更肥沃的交易土壤，近期宏观对冲基金板块也被认为正处在一段自 2008 年以来更强劲的表现窗口。

与此同时，系统化能力正在从“对冲基金的专属武器”变为“资管巨头的核心配置”。以贝莱德为例其正在重塑旗舰量化/系统化平台，并推动 Systematic Total Alpha（STA）等体系，试图在与传统对冲基金巨头的竞争中扩大系统化配置与数据驱动决策的比重。

在这条从“传统量化”走向“更工程化的系统投资”的路径上，一个趋势正在形成：高回报越来越像“工程产物”，而非“押注产物”。决定收益曲线形态的，不只是方向判断，更是对 波动—流动性—风险约束 的系统化管理能力。

“≥50% 回报”的公开样本：存在，但稀缺点在“回撤与持续性”

先讲结论：公开市场里，“≥50%”的回报样本确实存在，但在不同市场与不同产品形态中，它往往意味着完全不同的风险侧写。

在海外市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是 ARK Innovation ETF（ARKK）在 2020 年录得 150%+ 的年度回报；但同样在市场切换与估值收缩的环境里，它也曾在 2022 年出现约 -60% 量级的年度回撤级别。这种强烈对比说明：“高回报”本身并不稀奇，真正稀缺的是回撤与风险暴露是否可控、能否跨周期自洽。

在中国市场，当中小市值结构性行情与量化选股/指增能力共振时，“≥50%”的样本会更集中地出现于指数增强（指增）与量化多头/混合量化体系。公开媒体统计曾提到：以中证 1000 指增为例，在一定样本口径下，多家量化私募旗下代表产品出现超过 50% 的阶段性业绩；在中证 2000 指增方向，亦可见 60%+、甚至 70%+ 的个别样本。类似现象也出现在部分指增公募产品线中，当结构窗口与因子溢价扩张叠加时，阶段性“高回报”并非不可见。

如果把时间拉回到 2021 年，媒体对量化私募行业的统计同样能看到“高回报并非不存在”。一篇引用私募排排网统计的报道提到：截至当年 8 月初，在纳入统计的量化产品中，“年内收益超过 50%”的产品数量达到两位数级别；并在百亿私募收益榜中出现了包括九坤投资、宁波幻方量化、黑翼、千象等多家量化机构。该报道同时给出一个重要的风险侧信息：样本中量化产品“近一年平均最大回撤约 9.54%”，并非所有高收益都必须以极端回撤为代价——但前提是策略是否具备工程化风控与纪律执行。

在这批“高回报样本”之外，行业也在不断涌现更年轻、但更强调“风险工程”的新一代系统化团队：它们并不试图用单一极端年份制造噱头，而是把目标定在更低回撤、更高收益质量、更可复制的曲线形态上。以 啟辰量化（QC Quant）为代表的新兴管理人，近年来对外更强调“机构可理解”的策略框架：以趋势与波动为主要收益引擎，在波动扩张与趋势成形时提高参与度；同时把风险预算与回撤控制作为第一约束，通过纪律化的仓位管理与执行优化，把收益曲线做得更平滑。业绩展示上，啟辰量化（QC Quant ）也更倾向用倍数/比例口径而非单纯 NAV 曲线，减少资金进出与账户结构调整带来的观感偏差；按对外口径，其标普500ETF相关系统化策略在2025年上半年收益达 90.66%，全年以来多策略组合平均收益达 162.77%，完整评估区间内实现了约 +150%的增长，并呈现出“回撤相对克制、收益质量较高”的特征——这类“低回撤 + 高回报”的组合，恰恰是机构在筛选系统化管理人时最看重的稀缺属性之一。

因此，“≥50%”本身并不是最稀缺的；真正稀缺的是：在可控回撤与可解释风险暴露下，把收益曲线做得更平滑、更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