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持续且深刻地影响着艺术领域的创新进程。如今，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已超越“技术作为工具”的初级阶段，进入以人工智能创作、生物有机艺术和智能体交互等为特征的“共生与重构”新阶段。与此同时，艺术与科技不再只是少数艺术家或科研机构内部的实验议题，而是逐渐演变为公共文化领域中关乎创作范式转变、审美经验更新的重要命题。

近期，围绕艺术与科技融合发展，国内艺术界先后开展了多场深层次的展览与研讨活动。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中国（杭州）艺术与科技国际双年展，以“技术时代的文化生态重构”为命题，系统呈现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对艺术与人类感知结构的重塑；由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北京七九八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和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艺术与科技”，以文献与作品并置的方式，系统梳理近20年来中国艺术与科技融合的演进脉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艺术与科技周”，进一步将讨论引向教育、研究与跨学科协作层面，通过科学家与艺术创作者的对话，集中探讨“学习的价值”与技术创造力的未来形态。让我们从这些展示和思考中，探寻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发展方向。

进 程

从媒介拓展到系统共生

纵观艺术史，科技始终以不同方式介入艺术的发展进程，并不断改变着艺术创作及呈现的状态。“技术的融入使得制作艺术作品内容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如计算机的发明使得机器可以根据预先编制的程序绘制图像，甚至输出具有物理形态的作品；计算机提供了CG工具，艺术家可以通过操作软件构建数字图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最新发展使这种虚拟构建更加便利，艺术家只需描述自己的意图，文生图模型就能自动生成图像。”《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数字艺术综述写作者张彬彬表示。

科技还使艺术作品的角色发生变化。在传统艺术中，作品由艺术家完成，是观众观看的对象。当代艺术的发展持续改变着作品的角色以及艺术家、作品与观众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控制论艺术，其作品表现出自主行为能力，成为与周围环境及观众互动的主体。创造这种行为主体的技术，在当时正是人工智能的一种探索。之后新媒体艺术中的交互装置、网络艺术等，都可以看作这一模式的延续。“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这种主体具备了更强大的自我演化、决策与行为能力，它们可以学习艺术家，成为内容的创作者，可以成为行为艺术的参与者或主导者，扮演更多的角色。”张彬彬介绍。

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艺术与科技方向教授费俊看来，技术创新给艺术语言的革新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一方面，艺术媒介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传统艺术媒介到今天的以数字媒介、生物媒介为核心的新媒介在不断涌现，这些革新带来艺术发展的新动能。另一方面，科技革新本质上带来生活的变化，也带来社会的变革。“这些给艺术家提供一种观念价值，也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观察、表达这个高度技术化的社会。新兴的技术并不能仅仅被当做一种工具或者媒介来看待，还应该被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来看待。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文化的一部分，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这个观念价值，也是科技创新带来的新的艺术问题。”费俊说。

现 状

深度融合中的人机共创

在当下艺术与科技融合的诸多实践中，人工智能、生物艺术是较具代表性的技术形态。“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当前主要包括两类探索，一是借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自动生成文本、图像、视频、3D模型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作品；二是将人工智能体作为作品的一部分或者作品本身，智能体与观众进行交互，或与作品中的其他部分进行互动。”张彬彬表示。

在中国（杭州）艺术与科技国际双年展中，数件来自国内外的作品通过沉浸式装置、可穿戴设备、交互界面等媒介，让观众亲身体验“人机联结”的感知状态。“聂士昌的《滴动仪》《循回仪》《璇玑仪》便是机械动力与数字算法融合的代表，探索着机械运动与空间反馈的交互逻辑。” 中国（杭州）艺术与科技国际双年展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院长段卫斌介绍，艺术家扎克·利伯曼的《每日速写》，通过捕捉观众的手势、声音与面部表情来驱动艺术创作，通过算法生成获得探索艺术主体表达的无限可能，标志着艺术正从静态观赏走向动态共创。这类作品展示了技术作为创作方法论的潜力，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创造性思维提供了新视角。

“与摄影、计算机绘图等早期技术不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非仅作为艺术家的操作工具存在，而是具备一定的自主生成能力。艺术家通过设定数据、模型与规则，将内容生成的权力部分让渡给机器。在这一过程中，计算机不再只是执行指令的工具，而成为参与制作内容的‘主体’。”张彬彬强调，机器生成的是作品的内容，而非作品本身。创作的主体性依然掌握在艺术家手中，正是艺术家对技术的选择、限制与使用方式，构成了作品的核心判断。

这一主体性体现在充满反思的作品中。艺术家邢尚美的《后昆虫图鉴——鞘翅预言》等作品，通过基因编辑美学反思生态危机，呈现了生态重构的艺术想象。安东尼·邓恩与菲奥娜·雷比的《不在此地，不在此时》等作品，通过非常规叙事挑战现实主义表达范式，深化了对技术伦理与人类存在本质的批判性思考，是对艺术与科学根本使命的回应。

AI介入艺术创作，通常是艺术家与技术人员深度合作的结果，艺术与科技的跨机构合作为艺科融合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无限可能。2023年9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人工智能与艺术联合实验室”，并与香港科技大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联合设立实体教学研究空间，开展人工智能艺术研究和教育，徐冰的作品《人工智能无限电影》正是前期的合作成果。2024年4月，中国美术学院AI中心成立，将艺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此外，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下设“科学+艺术联合实验室”。这些深度融合创新为艺术拓展了创作边界，同时也为科技提供了动力。

未 来

以艺术主体性驾驭技术

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新的工具与可能性，也带来了更多结构性挑战。算法生成与自动化系统的便利性在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容易导致形式同质化与技术依赖，进而削弱艺术应有的开放性与实验性，从而被固化成可复制、可预测的模式，使部分艺术创作在不自觉中让渡对创作过程与意义建构的主导权。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选择技术”而非“被技术控制”，成为未来艺术创新的关键问题。

费俊基于对数字智能的研究实践，提出人类感能加机器智能共同形成混合智能的理念。其核心想法是试图把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合作对象，建立一种人机新的合作关系，以形成新的共创可能性。“今天我们进入到一个高度技术理性的时代，这种技术理性具有极强的同化力，它通过算法在某种意义上异化和同化着人类的主体性和想象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人工智能的相关艺术作品中，经常看到有非常同质化的美学现象。因为技术是模式化的，它也在驯化着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我们必须要警惕技术的同化力。”费俊说，在这种语境下，人类的感能恰恰是能够体现我们何以为人的一种核心能力，人类思考的复杂性、文化的多样性、个体的差异性，都构成了我们在调用工具时的主体性的展现。换句话说，越进入到智能时代，我们可能就越需要去强化人类的感能。

在近两年举办的威尼斯双年展与卡塞尔文献展中，不少作品主动回避对技术的直观展示，而通过“低可见度”的技术运用，强调感知经验与问题意识的回归。多位学者与艺术家在近期的研讨中不约而同地指出，真正需要警惕的并非技术本身，而是艺术在创作中对自身判断力与问题意识的放弃。艺术家应当将技术视为一种媒介和方法，而非目的本身；真正重要的，不是使用了多么先进的技术，而是通过技术提出了怎样的问题，打开了怎样的认知空间。

“我们要保持科学和艺术之间相互的反省和自我的批判，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时刻记住我们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可以被机器替代的物。”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主编朱青生表示。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不应止步于技术展示或形式创新，而应回到对人类经验与文化价值的关切之中。在段卫斌看来，创造本质上是一种秩序的再造，其终极诉求始终是追求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共生和谐。在技术浪潮的不断涌动中，真正存留的将是人的想象力、文化的审美内涵与文明的伦理自觉——这些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永恒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