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深秋时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彼时，浦东陆家嘴的现代化天际线尚属雏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努力接近撞线。

13年后的2014年，APEC峰会再度入华，北京雁栖湖畔高朋云集，此时的中国，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时钟再进12年，2026年11月，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相约深圳。这座崛起于南海边的创新之城，将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阶，筑成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度。

跨越时空25载，三座中国城市与APEC从顺势融入、接轨世界，到分享智慧、贡献方案，再到携手同行、共建命运共同体。

上海峰会（2001年）

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回望2001年，国际局势颇不平静。亚洲金融风暴余波未平，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在此背景下，APEC上海峰会秉持“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理念，达成《上海共识》。而极具东方审美新唐装的亮相，堪称峰会高光时刻，也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记忆。置于当时的历史坐标中，这场峰会的时代意义不言而喻。将峰会定址上海，绝非偶然之选。外滩的万国建筑群，见证着这座城市百年以来与世界的紧密联结；而浦东的开发开放，更是中国主动拥抱全球化的生动缩影。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上海始终与亚太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微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1年APEC上海峰会承载着两层标志性意义。一是展现了亚太地区在金融危机后重启团结、凝聚共识的巨大努力，在不确定性环境中重申开放的区域主义，倡导团结协作。二是此次会议成为中国加入WTO前的重要“热身”，助力中国在多边机制中熟悉规则、阐明立场、积累协调经验。

APEC上海峰会的成功举办，搭建起中外沟通交流的桥梁，既让世界加深了对中国的认知，也推动中国稳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北京峰会（2014）

成为区域合作的建设者

从2001到2014，十余年间，中国依托加入WTO的发展机遇实现了高速增长，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亚太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枢纽。2014年APEC北京峰会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主题，传递出愈加清晰的开放信号：中国要做区域合作的主动共建者。宋微表示，从上海到北京，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实现三大转变。在角色层面，中国从规则适应者转型为区域合作的积极建设者，围绕亚太自贸区（FTAAP）、互联互通等议题推出系统性合作方案。在开放领域层面，从早期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延伸至制度联通、产业协作、基础设施硬联通等多元综合领域。在开放逻辑层面，中国不断依托庞大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基建能力，持续为亚太地区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以自身发展带动区域共赢。

北京峰会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正式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一系列成果充分印证：中国坚持主动扩大开放，不断织密区域合作纽带，推动各方在互联互通中实现互利共赢。

深圳峰会（2026）

迈入创新型发展共同体

2026年11月，APEC峰会将聚首深圳。深圳成为中国第三次承办APEC峰会的东道主城市，本身自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对外开放正迈入以创新、绿色、数字化为鲜明特征的全新阶段。2026APEC中国年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相较于上海和北京，深圳峰会揭示的对外开放内涵有了全新跃升，合作范畴已不再局限于货物贸易、投资往来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更进一步拓展至绿色产业、人工智能、供应链韧性、数据跨境流动等新兴前沿领域。

在宋微看来，中国作为东道主所主办的三场APEC峰会，清晰勾勒出中国对外开放层层递进的发展脉络。2001年是融入型开放，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2014年是共建型开放，中国主动参与塑造区域合作议程；2026年则迈入创新型、共同体型开放阶段，推动亚太合作从经贸联通全面迈向发展共同体。

如今，亚太共同体建设正迎来三大机遇：亚太仍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区域；自贸区建设与互联互通根基扎实，区域一体化有望为全球经济注入更强动能；数字经济、绿色贸易、产业智能转型等新业态，正以数字技术与创新动能赋能共同体建设。

宋微表示，亚太发展也客观存在着地缘政治博弈与阵营化倾向，给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多重阻碍；APEC各成员经济体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为共建共享形成现实制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供应链等领域规则仍在探索完善，合作与竞争交织，凝聚共识仍需足够的耐心与智慧。

从上海、北京到深圳，从黄浦江、雁栖湖到深圳湾，三座开放之城、三场峰会盛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使命，串联起中国对外开放持续进阶的历程。对亚太乃至世界而言，中国三度主办APEC峰会的历程，有着深刻启示：真正的共同体，诞生于一次次平等协商、一条条务实联通、一个个合作项目之中，由互信与共同利益紧密构筑。

一路铿锵，中国对外开放的乐章从来不是独奏，而是与亚太伙伴携手同奏的时代交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