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六点的宫门前，一群京官在深秋的寒风中等待宫门开启。康熙年间，广东南海人程可则时任兵部职方郎中，旁人缩在轿子里搓手，他却端坐轿中悠然嚼着槟榔。好友王士祯见状即兴赋诗：“趋朝夜永未渠央，听鼓应官有底忙？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端坐吃槟榔”。程可则出身“岭南七子”，自幼有神童之誉，在京城为官期间常与同好结社赋诗，嚼槟榔对他而言只是自幼养成的生活习惯。

这一习惯有着深厚的地域根基。早在宋代，岭南已大量种植槟榔，并将其融入待客、婚嫁等日常礼俗。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与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中均有岭南人以槟榔待客的记载：“广交人凡贵胜族客，必先呈此果”。在潮汕传统婚俗中，槟榔更被赋予“忠贞不渝、一心一意”的寓意，成为聘礼中不可或缺的信物。

到了清代，槟榔的流行范围已远不止岭南。在京师权贵阶层中，咀嚼槟榔渐成风尚。清代小说《红楼梦》中贾琏向尤二姐讨要槟榔的情节，便折射出当时上层社会的日常习惯。做工精良的槟榔荷包甚至成为年轻男女之间的定情之物。

帝王对槟榔的偏好亦有档案佐证。嘉庆九年（1804年），粤海关监督延丰呈递日常奏折，嘉庆帝在折上朱批：“朕常服食槟榔，汝可随时具进”。次年新任监督阿克当阿上奏时，嘉庆帝再次批示：“惟槟榔一项，朕时常服用，每次随贡呈进，毋误”。据《中国中药杂志》2025年刊发的研究，清宫医案记载槟榔饮片9种，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宫槟榔类药材文物现存7种12件，其切制平均厚度为0.44毫米，口感柔和，便于咀嚼和吸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帝，副使斯当东之子小斯当东以中文向83岁的乾隆帝行礼，乾隆帝龙颜大悦，从腰间解下绣有龙纹的槟榔荷包赏赐给他。这只荷包与翡翠现收藏于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清宫御医也曾以多种中药与槟榔片炮制成法制槟榔片，供慈禧食用。

上层社会的需求也推动了槟榔贸易网络的扩展。清代广州十三行是槟榔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据记载，1748年广州的荷兰商人试图以每担3两白银向十三行商人谢文官出售槟榔，而谢文官因当时中国商船和澳门船只从交趾支那和暹罗运来了1.8万至1.9万担槟榔，出价不超过2.7两每担。到了乾隆时期，湖南作为北上米粮药材的集散地，也成为岭南槟榔北上的重要中转站。

从程可则在轿中端坐嚼食槟榔的那个清晨，到嘉庆帝朱批“朕常服食槟榔”，再到慈禧案头的法制槟榔片，槟榔被京师士大夫与宫廷皇室赋予清雅格调与养生意趣，成为上层社会的风尚之物，也带动了岭南槟榔贸易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